，我的任务是安全护送你们，具体情况我还不了解，他们有没有危险还是另外一回事。即使有危险，他们现在只是受些皮肉之苦，一时没有生命危险，我的人已经混进县城了，他们会注意的，你们不用担心。”

　　这几个外国军火商人仔细看了一眼石大富，看见石大富胸有成竹的样子，解释道：“这里已经宣布自治了，脱离国民政府的管制，我们出关之前，这里还没有日本宪兵，没想到回来了，这里的管理者殷汝耕把日本宪兵放进来了。”

　　1933年春，日军大举进攻长城沿线的主要隘口。国民党驻守长城沿线的军队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是，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竟派殷汝耕等代表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从此，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本侵略者可以随时进占冀察和平津。而作为亲日派的殷汝耕，1933年11月被委任为河北冀东非军事区的蓟（县）密（云）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进一步实施大规模的扩张，先后制造了张北事件和河北事件，攫取了河北和平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接着，积极策动华北五省实行“自治”，对中国主权进行粗暴的践踏。续“香河事件”后，又唆使在冀东的得力看家犬——殷汝耕，制造“冀东事件”。1933年9月，国民党政府就批准将冀东划分为两个区，在通县和唐山分别设立蓟密、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殷汝耕、陶尚铭分任公署专员。

　　陶尚铭不归附日本，为日方所排斥而辞职，1935年殷汝耕则由日本侵略者推荐兼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冀东地区的大权实际上完全被殷汝耕一人掌握在手中。殷汝耕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他公开与日本侵略者勾结，使冀东非军事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严密控制的势力范围。

　　1935年11月15日，殷汝耕为配合日本“华北自治”的阴谋，联合冀东各地一批亲日分子致电宋哲元、韩复榘，攻击南京政府内外政策，要求实现“华北自治”。11月23日，殷汝耕又在日本指使下，在天津日租界召集有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等人参加的会议上，密商非军事区“自治”。翌日，殷汝耕在通州召集非军事区各县及宝坻、香河、昌平县县长，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临时会议，并于当晚发表脱离国民党中央政权宣言。决定“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之和平”。

　　25日，殷汝耕在专员公署“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自任“委员长”，12月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任政务长、“主席”。公开打出其叛国“自治的旗号，成为伪满洲国之后的第二个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傀儡政权。伪”自治委员会“宣布非军事区所属18县以及昌平、宝坻、香河和察哈尔省的延庆、赤诚、龙门，均属”委员会“管辖。

　　对于上述历史事件石大富一概不知，只知道日本操控的“华北五省自治”没有成功，并不知道有些地方实行了自治。对于外国人的话，石大富不怎么相信，让血凤二人到路上请一个人回来询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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