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回到会客室，将盒子递给宋元明。
宋元明打开一看：是一枚纪念章。铭牌内铸有“自卫还击，保卫边疆”八个原色沙底凸字，下吊件为双五星错叠型。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79年4月颁发给所有参战人员的纪念章。”寇天龙说，“我是一等功的荣立者，军功章曾经闪耀在我的胸前，但我从未因此而产生过骄傲与自满的情绪。面对那些年纪轻轻就牺牲了的战友的遗像，我明白，自己的荣誉和地位都建立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之上。”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曾在生与死之间走过好几个来回，”他接过宋元明递回的纪念章，激动地说，“岂会把自己的名利地位看得比老百姓的生命更为宝贵更为重要？”
宋元明当然清楚，在一场严酷的战争中，哪位参战者不是九死一生！不过，战争时期跟和平时期毕竟分别属于两种迥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内心世界必然存在较大的差异。更何况二十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在变化，包括人的身份地位与价值取向。
“寇市长别激动，”宋元明冷静地说，“我只是说，作为一名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心里应该时时刻刻装着人民群众。比如，小井村的征地搬迁。”
“小井村的征地搬迁？”寇天龙眉头微微一皱。前些日子，贝军跟他打了个电话，说宋元明来找过，主要问小井村征地搬迁之事。他对贝军说：“责任不在你，该我承担的我会承担。”末了，贝军似乎有些犹豫，以一种很谨慎的语气告诉他，宋元明还问到他同蓝紫菁的关系。当时他心里一惊，但马上镇静下来，说：“让他查吧，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寇市长难道从未考虑过小井村的搬迁？”
“小井村在红线外，不在征地范围之内。”
“可实际情况是，小井村在被泥石流掩埋之前，已经险象环生。”
“是吗？这倒是我的责任，”寇天龙说，“我疏忽了。”
“没人跟寇市长提过此事？”
“施工单位曾反映过，”寇天龙眯眼想了一会儿，说，“开山放炮，飞石把村民的门窗玻璃砸裂了。不过，当时便作了赔偿。”
“赔偿？”宋元明痛心地说，“十几条人命啊。”
寇天龙沉重地叹了口气：“人算不如天算，没料到一场特大暴雨突然而至。不管怎么说，我是代市长，责任在我，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处理。”
“寇市长是应该好好反省。”宋元明转了话题，“寇市长认识蓝紫菁吧？”
“认识，沐州路桥工程集团的副总，我们工作上有来往。”寇天龙说。
“寇市长常去榕树苑？”
“谈不上常去，有时路过，进去看看。”寇天龙说，“紫菁这个同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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