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内本来就有很多空房子,随便挑几套相邻的,前后打通便可。况且裴该还“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那玩意儿原理很简单,此前他不过三言两语,大致描述一番,徐渝很快就领着工匠们给搞出来了,与之相比,反倒是改良造纸术难度更大——先用《姓氏志》和《百家姓》开路,随即便大量印刷五经。
但是学校的软件却比较烦难,最关键的——你得先有老师啊。
其实老师也不是太难找,就目前而言,裴该还不打算搞国民教育,他也没有那个精神头儿,教材仍用儒家那一套便可,那么很多关西士人,也包括旧日官僚,裴该与之相谈,觉得毫无才具,唯能死读书的,就都可以往学校里塞。然而老师一大群,还必须得找一个有本事,有名望,镇得住场子的老先生来当校长,这事才算四面俱光。
自然而然地,裴该便想到了董景道。虽说董景道在当世为大儒,真搁到儒学史上,连浪花都翻不起一朵来——裴该前世就几乎未闻其名——但乱世之中,关西虽大,也就只有他一人差堪任用了。况且据裴嶷所说,董老先生“《三礼》之义,唯尊郑氏”。
其实裴该对于历朝历代的儒学派别,并无研究,也不大分得出优劣高下来。他光知道儒自董仲舒为一变,毫无节操地迎合统治阶级;到魏晋又一变,化为玄学,也就是沿着董老夫子的神叨叨愈行愈远;唐儒复归人事,宋儒化为理学,从此之后,这辆破车就越行越散架,终于彻底固化了国民思想,走向社会的反动面……
但就同一时期,儒学各派孰高孰下,裴该多半分不出好赖——当然啦,基于对理学的厌恶,他感觉南宋之时,浙学为上,虽说浙学和理学究竟有啥区别,他其实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然而他知道,在这魏晋之际,主要的儒学流派就是王学和郑学,而且基本上郑学被王学按在地上摩擦,究其根由,王学的始祖王肃是司马昭的岳父啊,自然有官方给他撑腰。虽然仍为晋臣,但鉴于原本历史上西晋之亡和东晋之衰,裴该暗中秉持着一条原则,那就是:凡司马家提倡的,我就一定要反对,即便表面上不便表示异议,也一定要暗中设法,给他掀个底儿掉!
因此当初裴嶷推荐董景道,一听说此乃郑学大家,裴该便即往顾茅庐,再加上老先生也并不难说话,还给裴该出主意编纂《姓氏志》,则裴该欲用此老久矣。这回为了发展文教事业,再度遣使,盛情相邀,董老先生倒是不再推辞了——教书育人对于士人来说,那可是最光荣的职业啊,孔子不就是以“师”著名的么?
裴该亲自出长安城相迎,将董景道接至大司马府中,盛情款待,并且向老先生详细介绍了长安城内新建学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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